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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瑞秋·希尔曼

翻译 | 黄炎宁
摘编 | 孙行之

一名34岁王姓男子因打人被拘留，上了上海警方的通告。经官方媒体求证，打人者系王思聪。很快，网上就传出一张假的王思聪朋友圈截图，自爆其用209万与被害人和解。

前首富之子用钱免于法律处罚，在这个谣言里头，最具张力的问题是:这一次，富人是否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用金钱换取特权？这个涉及阶层不平等的问题，触及了大众关切，也正因为这样，谣言才能迅速散播。

虽然富人的特权出现在很多情景中，但将之公之于众，却是绝大多数富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现如今，影响富人公共形象的因素，已经不单是“他们怎么挣钱”，更多在于“他们如何花钱”。对富人来说，“如何花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么，富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享有的特权？如何看待财富？又有怎样的消费观？这正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副教授瑞秋·希尔曼（Rachel Sherman）试图通过《不安之街》（Uneasy Street）展现给我们的。在这本书中，她深度访谈了50名收入在纽约市前5%的富人，细腻地刻画了这些人对财富的矛盾态度。

希尔曼的访谈对象大都下意识地否认自己是富人，将自己归为“中产”，自称以中产的价值观约束自己。可以说，《不安之街》是一本美国版的“财不露白”。不过，在这里，富人们否认自己有钱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出于财富被夺走的恐惧，而是出于一种道德挣扎。历史上，源自新教伦理的规训——“勤奋工作”、“节俭消费”，以及强调个人奋斗的“美国梦”是美国人共享的道德基石。这些品质，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独属于“中产”。如今，美国中产群体萎缩了。但中产的文化依然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构成了各阶层共同的身份想象。富人也要“躲到”中产的道德庇荫下。

然而，这种价值观与富人实际处境相去甚远。道德上的紧张感迫使富人们时刻要证明自己“配得上自己所拥有的财富”。这种“证明自己配得上”的焦虑十分重要，贯穿于富人的消费、工作、社交。在希尔曼看来，刻意低调的穿着、对炫富行为的鄙视、对浮夸之物的嘲笑和对自己工作态度的强调等等，都是紧张感的外显行为。对此，《不安之街》提供了很多妙趣横生的细节。

之所以能够对富人有如此细腻的体察，也是因为希尔曼本身就来自富裕家庭，十分熟悉特权的味道。她笔下的富人们生活与纸醉金迷都不搭边。但她写这本书的目的可不是为有钱人说好话，也不是要对他们的人品做评判。

事实上，《不安之街》是一本带着明显左翼倾向的著作。希尔曼希望通过写作揭示一个社会问题：人们鄙视狂妄的土豪，认可敬业、审慎和怀着平常心的富人，于是，只要既得利益者以合适的方式对待他们的特权，就应该被认可，而不管财富分配是否基于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

她进而指出：美国富人正通过否认特权、追求有道德感的生活来加固自己的特权。聚焦个体道德，把个人的贫富与道德相联系，或仅仅把贫富归结为个人品质，这只会使得对分配不平等的批判变得更难。

值得一提的，《不安之街》呈现的富人生活图景远不足以代表全体美国富人。希尔曼也承认，这项调查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她选择的这些人都毕业于精英院校，年龄在30-40岁，且育有儿女。此外，希尔曼是通过“滚雪球”的方法找到他们的。这意味着，他们都在她能够动员的人际网络之内，因而更可能有相似的价值观。

即便如此，此书依然提供了一个解读富人工作观、财富观的独特视角。以下为《不安之街》部分内容摘编。

◎瑞秋·谢尔曼 著 ，黄炎宁 译

只要努力工作、

谨慎消费，

就不算“富人”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营造的是一种没有阶级差距的文化理想。同时，主流文化始终强调有钱人的炫耀消费，尤其是两极分化严重之时。富人纸醉金迷的生活既是普通民众浮想联翩的对象，又是道德沦丧的象征。

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和个性往往被塑造为十足的他者，套用菲兹杰拉德的名言则是“富贵者与你我不同”。同样道理，有钱人也常常成为普罗大众猎奇的对象，就好像他们来自另一个星球。

正面形象当然也存在，尤其是比尔·盖茨、巴菲特和乔布斯等男性企业家。然而，这些正面形象传递的还是同一个意思，即努力工作的道德分量，以及过度消费和精英主义所代表的道德沦丧。如果一个有钱人努力工作、追求卓越，并且生活节俭，他往往会被世人称道。比如，人们对巴菲特60多年不曾搬家的俭朴生活津津乐道。乔布斯常年穿着黑色圆领衫，扎格伯格一成不变的灰色卫衣等。这些硅谷亿万富翁低调的穿衣风格世人皆知。同时，巴菲特、比尔·盖茨等惠及全国、乃至全球的慈善事业则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美誉。

接地气的处事风格则是另一个加分项。尽管小布什家财万贯、出身名门。但他在2004年美国大选中成功把对手约翰·克里塑造为一个自命不凡的政治精英，而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可以和他的支持者去酒吧喝一杯的亲切的家伙。

所以，有钱不一定光彩，甚至那些形容有钱状态的词，比如阔绰（well-off）、富有（wealthy）、有钱（rich）、富裕（affluent）和上层阶级（upper-class），都带着贬义。有钱人很少用这些词形容自己。我们更多听到的是一些委婉的词，比如“舒适”、“幸运”，以及绕口令般的、貌似中立的词组“高净值人群”。

2014年，前美国国务卿、第一夫人希拉里脱口而出一番话曾引起不小争议。她说她和丈夫离开白宫时，是“一贫如洗”。同时，她还把自己和那些“真正生活阔绰的人”，也就是“不缴纳工资税”、“不撸起袖子使劲干”的有闲阶级区分开来。她说这番话可能是无心的，却再一次揭示了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对个人巨富的不适感。希拉里的评论恰恰体现出她宁愿以“一贫如洗”的面目示人，也不要显得“十足阔绰”。

而至于她自己，尽管过去几年的收入超过1亿美元，但因为她诚实纳税、辛苦工作，那她就不是“真正”的富人。如此说来，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有钱并不取决于他（她）的财富，而是取决于他（她）的道德水准。

◎巴菲特

我采访的纽约富人对于他们的社会特权的认知显得低调很多。绝大多数人都直接或间接地表露过财富给他们带来的道德困境。

他们解决这些矛盾情绪的方法之一是试图把特权的重要性，或者说特权本身，降到最低，也就是把他们遮掩起来。不管他们一心向上还是心系下层，他们都意识到了，对钱绝口不提是上层圈子的文化规范。他们也深知，谈论特权很容易使自己陷入他人的道德批判。

但即便他们在外人面前保持缄默，仍然会扪心自问，该如何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份特权。为了获得平静，他们还试图把自己视为“好人”，是“配得上自己所拥有财富的人”。

而所谓好人，就是要努力工作、勤俭节约、回馈社会，并且态度谦逊。

消费观：

过非常昂贵的

平凡生活

富人对财富的不安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消费上。

向富人兜售产品的商家们深谙这一点。室内设计师大卫的客户和我的受访者处于同一阶层。他向我透露：“在每一个装修项目里，我都会塞入一堆宜家和特力家居的东西，他们就好这一口，这让他们感觉良好”。我问：“是因为这些牌子的东西让他们感到自己过得很节约？”他回答：“是的”。

我的受访者们都津津乐道于他们淘便宜货的经历，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提及自己高价买下的物品。他们也强调了极简主义的消费方式和节约的生活态度。不少女性提到她们买衣服都是便宜的大商场或者奥特莱斯折扣店。还有人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她们淘便宜货的经历。

我的好几位受访者都提到自己会在物质上故意为自己制造一些“磨难”。比如，他们不愿意换掉一扇早就坏掉的门，坚持使用家里那张看不顺眼的老沙发。尼古拉斯告诉我，他没有物质上的限制，但他会在生活中给自己吃点小苦头，省点钱，比如旅行时不住在海边的酒店。“我觉得不是我花不花得起的问题，而是值得吗？我担心的是，我会越来越不知满足，需要越来越多的东西来获得愉悦，我无法容忍这种危险趋势。”

我们往往认为，人有着清楚的欲求，只是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但这些富有消费者的描述体现的是，他们有时恰恰需要某些限制来定义自己的欲望。

一些挣钱的富人对无法控制自己消费的人嗤之以鼻。金融企业家贾斯汀说他“把自己的经济安排得井井有条”，这和他“败家”的妹妹形成鲜明对比，贾斯汀称他经常借钱给妹妹花。他说：“我感觉如果我写一张100万的支票给她，她一会儿就能花光，然后问我要150万——她是贪得无厌之人。很多人都是如此。”与此相反，他说“我是个懂得节制的人”。

可我注意到，贾斯汀会为自己创造了一些“额外的奖赏”，这些时候，他可以“不想去考虑钱的问题”。比如，他说自己在旅游时不会考虑花销，“我想在最美丽的小岛上住最好的酒店，我不会一直这么做，我很少度假，但我度假的时候，就要享受票房级的服务。”他透露自己会用1000美元住一晚酒店，但不会在衣服和手表上花钱。“比如这块表（他向我示意自己戴的手表），才30美元。”、“你知道吗，我不想去考虑钱的问题，我在脑海里为自己定了一个数字，我的花费不会低于它”，贾斯汀说。

奢侈消费被划为一种例外，这些富人不需要“考虑它”，它位于审慎的自我理解之外。

不少受访者们都表达了对炫富的鄙夷。佩妮对我说：“我不住到市区，就是因为那里许多人在炫富，我主观上很排斥这种行为。”玛雅则在谈到孩子择校问题时说：“我会考虑经济条件的多样性，或者说，我会考虑的是价值观，我不想把孩子送到所有家长都开私家车送孩子上学的地方去，也不希望到孩子们都穿着亚卡迪，孩子的妈妈都拎着香奈儿的地方去，我希望把孩子送到所有这些都连狗屁都不值的地方去。”

所谓的“炫富”，就是让财富显而易见。这些受访者强调自己不是挥金如土的“坏富人”。他们诉诸品味上的区隔，彰显自身的文化品味和对小而有趣事物的鉴赏力；与此同时，综合性的奢华是无趣的，亮眼的东西是粗俗的。同时把自己和土豪的品味区分开来，也有助于他们自我定位为“中产阶级”。

在描述自己的消费观时，我的受访者凸显了展示，而弱化了拥有。也就是说，拥有财富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你不去展示它。

问题是，很多消费，即便在他们眼中非常平常，但在很多不那么富有的人，包括朋友、同事和家政服务人员看来，依然是“炫富”。于是，他们想尽办法降低消费的能见度，藏着掖着。比如，有人对让孩子的同学到自家豪宅做客感到惴惴不安，特别是其中一个孩子“住廉租房”。

碧翠丝提到了一个经常与富人有交集的群体——家政服务人员。她描述自己平时如何向孩子的保姆隐瞒她的消费情况——把买来的衣服、面包的价格标签撕下来。

室内装潢设计师大卫告诉我，撕标价的事情在他的客户当中极为多见。“装修时，很多运来的家具贴着大大的标价，它们都要被撕掉，或者用马克笔抹掉，为的就是不让管家和家政人员看到价格。”

这类做法的有趣之处在于，家政工当然知道雇主很有钱，即便他们不清楚雇主的面包到底有多贵。所以撕标签的作用更多是掩盖富人的不安，而不是向雇员隐瞒任何实质性信息。

碧翠丝告诉我，虽然她对保姆与自己生活的天壤之别感到不安，但她对管家伊莲娜就从来没有什么复杂情绪。因为她知道，伊莲娜曾经的雇主比她更有钱。“我对钱的感受取决于把我和谁比，我知道伊莲娜曾给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工作过，我觉得，我的任何东西与那位雇主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我从不在乎伊莲娜怎么想。”

尽管我的受访者们对他们的特权会表现出不安，但他们从不会真正地做消费降级。恰恰相反，随着年龄增大，他们越花越多，且通过大宗消费项目的历练，他们在大把花钱上也愈加“熟能生巧”。

自力更生者：

我有今天都是靠自己

访谈过程中，为了观察受访者对自身特权的看法，我经常会找机会抛出这样的问题：“你是否认为自己配得上自己的财富？”不少自己挣钱的受访者立刻会动用关于努力工作的整套说辞。

比如，公司经理保罗说：“我有今天的位置，是因为我一分一厘地挣到了自己的财富，我的岳父母虽然帮了我一点，但事情是我自己做的。”他再三强调，一个人必须努力工作才配得上过好日子。我问他：“照这样说，那些没钱的人，他们是不是理应如此？”他回答：“其中一些绝对是，我的意思是，那些占领华尔街的人，他们都做了什么？整天在公园无所事事，不是吗？”

靠打拼实现阶层跨越的人都把向上攀爬的人生轨迹视为自己辛勤工作和聪明才智的佐证，也是他们优良品质的体现。挣钱和曾经挣钱的受访者也十分强调他们的独立性，并把自己和财产继承人区分开来。

说起穷人，保罗告诉我：“每次我和他们（乞丐）擦肩而过时，我不会因为自己更加幸运就觉得有必要给他们钱。他们——不是说所有人，那是刻板印象——他妈的什么都不干，有些人会做很棒的事，比如演奏音乐——我的意思是，我只会把钱给那些在地铁里卖艺或者努力工作的人，而不是给那些挂着‘我很饿’的牌子无所事事的人”。

保罗也承认，很多人很努力，也无法出人头地——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略过，就像保罗只是提了一句，他从岳父那里得到的帮助。然而很少有人会像保罗一样，蹩脚地略过这些矛盾。我访问的大部分人把成功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但也认为自己十分“幸运”。

比如，房产经纪人莫妮卡说：“我真是拼了命地工作，不过我也很幸运，我没有预想过什么，一切自然而然发生了。再说一遍，我的确非常努力，所以不觉得有什么配不上，但我也感到很幸运”。

承认运气的作用，也就是承认艰苦奋斗并不是成功的唯一要素。但强调幸运也会遮蔽结构性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可能带来不一样的个体命运。“运气”代表一种随机性，它并不指向系统性的结果，比如出生于某一类家庭、去某类学校读书、掌握某些技能，还有其他的社会资源。

正如鲍威尔等人所指出的，“用运气来解释成功是值得深究的，因为它既象征对于际遇不公的察觉，又忽视了造成这一不公的更多的结构性因素”。

继承人：

愧疚与特权

在我的访谈对象里，有全职太太、技术精英、企业家，也有一部分是巨额财产继承人。

我们可以预料，受访的财产继承人无法轻易地动用关于努力工作、自力更生和工作效率等说辞来体现他们的才智和品质，特别是那些无法拿到高薪的人。如果说挣钱致富者表现出的强烈情感更多来自于风险之下的审慎心态，那么财产继承人最溢于言表的就是他们对其财富的不安或愧疚了。

爱伦是许多财产继承人的理财顾问，她自己也继承了一笔遗产。她的客户时常显得十分不安，因为他们的财富不是自己挣得的，她告诉我：“我们的文化由美国梦主导，它强调工作、创新和自我独立……‘去组建你自己的公司吧，然后发家致富，我们这片国度满是机遇。’但对继承人而言，他们首先得到了财富，（他们的问题是）我拿着这笔钱去做什么呢？”

在日常生活中，多数继承人都不愿向人提及他们继承的财产。一些人把他们试图隐藏财富的举动比喻为“隐藏在柜子里”，于是“出柜”意味着更坦然地面对他们继承的财富。

证明自己能赚钱，这对于男性继承人而言尤为重要。斯科特来自一个极为富有的家庭。他说他的“愧疚指数始终处于高位”。大学毕业以后，斯科特不用为生计烦恼，但先后做了两份工作，因为“我要赚更多钱，我想要独立起来”。他在华尔街工作了几年，没日没夜。当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创立了一家资助非营利组织的投资公司。他告诉我：“这个夏天我高兴极了，因为我从那家公司收获了一张支票，虽然只有五位数，还不到我目前投入的十分之一”。他又补充道：“这能够让家人认可我和我的事业，这对于我而言很重要……所以，我喜欢时不时向他们展示我的一些壮举，自吹自擂一番。”斯科特挣到的钱也是只是一种符号货币，一种他用来证明其能力的方式；他不想以只会花钱的无能继承人的形象示人。

继承了超过千万美元的多诺万也曾在金融业工作过。他告诉我：“我已经展现了自己其实多么会赚钱，实际上，我证明了，只要我愿意，我完全可以用自己挣的钱支撑我的生活。我现在选择不这么做了，我觉得没必要拘泥于这一点。我现在已经可以坦然面对我继承的这笔财富。”

有意思的是，财产继承人有时候会把工作的含义外扩到其他类型的劳动，不管这样的联系是否牵强。尽管妮可继承了几百万美元，但她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钱人”。当我问她，如果没她有钱的朋友来家里做客，你是否会觉得您的房子大得有些扎眼？她回答：“我不会，因为房子的墙面都是我刷的……当然，专业工人又重新刷过了。”

她笑道：“我干得不算好，但我的确做了——我付出了很多体力。当我们接手这个公寓时，不是说它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而是我也为它辛勤付出了。”在这里，妮可把粉刷墙面和其他装修的体力活解释为“辛勤劳动”，正是这些劳动可以使她心安理得地占据这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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