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货币 东吴有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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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是谁创造出来的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二、唐玄宗时期货币制度

文化都有极为丰富的成果。单从商品经济而言，唐代的苏州夜市已经十分繁华，诗云“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广州的外贸也十分兴盛，在唐朝晚期，庞勋起义，在广州被杀的波斯、阿拉伯商人就多达十几万人。

通常而言，经济发达，尤其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往往是金属货币占据主导地位，可在唐朝布帛也能当钱用，这就是钱帛兼行制度。政府规定了充当货币的布匹种类与尺寸，主要有布帛两类，布是麻织品的统称，帛为丝织品统称。

关于布帛充当货币的实例，在唐诗中也能找到例证，白居易《卖炭翁》最后一句“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宫使通过绡和绫这两种丝织品买下了木炭，即布帛在唐代是能够当货币使用的。

众所周知，实物货币较金属货币是落后的，以布匹为例，它交割不便、携带不易，这一点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人认识到了，前凉官员分析实物货币的弊端时就说：“……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

但是，为何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唐朝，布帛作为一种实物货币却能成为官方的法定货币，出现在市场？让唐朝的币制形成钱帛平行制度？

唐朝为何使用布帛充当货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原因也是不同的。我们将唐朝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并不是以安史之乱为界线，而是以贞观之治结束为界。在贞观之治结束之前，中国尚未从隋末战乱中恢复，唐朝面临户口锐减，经济凋敝的局面，在没有恢复经济之前，贸易不发达。其市场环境与贞观之治后有很大区别，故而以贞观之治为界。

在唐朝最初建立的四年中，政府没有发行货币，市场上流通的金属货币多是隋代的私铸劣质钱币。“隋末行五铢白钱，天下盗起，私铸钱行。千钱初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入为钱。”1000五铢铜钱不到1斤，即使按1斤算，依据隋代衡制，每个铜钱也只重0.6克左右，而这0.6克还是掺杂了杂质的，并非纯铜。一枚隋代开皇五铢重为2.7至2.8克之间，货币减重近5倍。为在这样的货币环境下，实物货币能够大行其道也就不奇怪了。

唐朝建立的第四年，即唐高祖武德四年，唐朝发行了开元通宝。很多人误认为开元通宝是唐玄宗开元年间铸造的，其实不然，这只是和年号碰巧重合，开元通宝的取意为开创新纪元。在开元通宝发行后，唐政府就禁用了五铢钱，规范币制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但是实物货币也没有被淘汰，这当中的原因有三。

二是由于市场贸易不发达，缺少大宗商品交易的缘故；

三是因为禁用五铢造成通货不足，用布帛当通货也是自然的事。

南北朝时政府为盘剥民财，往往发行劣质钱币或强行提高钱币的价值。如南朝梁政府发行铁钱，东吴时，发行大泉当千（一枚钱币当一千枚钱币使用），故而百姓多用实物交易，而常见的生活必需品谷帛就能充当一般等价物。

而在唐初缺少大宗商品交易，人们用单位价值低、易于交割的铜钱完成小额商品支付，用单位价值高的、不易分割的整匹布帛完成价值较高商品的支付（贞观十一年一匹绢可折300文铜钱）。因为购买的商品数量不多，即便绢帛不易携带，也没有太大的影响。种类繁多的布帛促进了小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复苏。

在贞观之治后，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但是唐朝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却没有相应的增长，这就形成了钱荒。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官方统计全国有5200多万人口，是唐朝人口的巅峰数值，其中没有计算各种各样的隐没人口、逃亡人口，因此实际人口数量只多不少。

天宝年间，全国铸钱量每年只有三十二万七千缗，即三亿两千七百万文，即使铜钱全部进入市场，不计损耗，平均每人每年约有6.2文钱，这明显不够使用，钱荒显而易见。即使在安史之乱以后，人口锐减，据学者估计，在元和年间平均每人每年约有8至12文钱，铜钱数量依旧不足。

铜钱数量不足的原因除了铸造数量不够外，还有铜钱被用于陪葬、贮藏、打造佛像、销毁铸造铜器牟利等，这使得大量的铜钱退出流通领域，加剧了钱荒。

按道理，金属通货不足，实物货币正好可作为补充。但是恰恰相反，唐代自从贞观以后，布帛的货币地位还要依靠政府的法令来维持，这是和初期市场自觉认同其货币地位不同的。开元年间有法令“自今以后所有庄宅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锦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者，亦令钱物兼用。”这也是政府对于钱荒的对策之一。

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虽然遭到破坏，但南方经济却蓬勃发展。同时，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对茶叶、酒水开始专卖，即榷茶、榷酒，对食盐专卖也开始严格掌控。在大历末年，距离安史之乱不过二十余年，天下财政收入1200万贯，而盐利就超过600万贯，可见这些专卖品交易数目之大。

因为盐、茶主产地均在江淮，而江南地区在唐代不是绢帛的主产地，当地的人们不认同绢帛当通货，因此商人大量交易茶、盐，就不会使用绢帛。同时部分商人开始从事茶、盐贸易，便不再大量收购绢帛，即绢帛流通范围受阻。最后，盐、茶都是日常生活用品，百姓购买也必定是小额交易，单位价值高、不利于分割的整匹布帛就不便于交易了。

唐代的钱帛兼行在早期和经济发展形势适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商品经济发展是历史发展规律，政府即使通过法令将不合时宜的钱帛兼行政策加以维持，最终也挡不住历史潮流，在唐代之后，实物货币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再也没有出现。

三、东吴的货币政策

1、要说起东吴的货币政策可谓一团糟，而东吴的市场中也充斥着假币。嘉禾五年，孙权设置“大泉五百”，规定一枚东吴货币顶五铢钱五百枚，同时孙权下诏设置防假币部门。这一步简直比刘备还狠，孙权的所作所为，直接就是掠夺民间财富。众所周知东吴处于“豪族衬托君主”的形态，豪强借此机会大量铸造假币。

2、孙权当尝到大泉五百的甜头后，为了进一步掠夺百姓财富，在赤乌元年发行“大泉当千”，规定一枚钱值一千枚东汉五铢钱。很遗憾，在我们后世出土的钱币中，很多大泉当千的背面都没有文字，很多钱币大小都不相同。考古学家认为，出土的较小的“大泉当千”很可能是假币。

3、赤乌九年，孙权的货币政策彻底宣布破产，于是下诏收回部分大泉系列货币并铸为器物，做了一个赔本买卖。这场失败的货币政策让东吴经济呈断崖式下降，再加上“南鲁党争”，东吴的黑暗时刻将要到来。

4、有意思的是，在晋元帝过江后，采用了市场上当年未被孙家收回的旧钱。当然，因为充斥着假币，所以晋元帝时期有自己一套估值孙氏旧钱的标准。如果穿越回东晋初期，也许我们还会在大街小巷上看到孙权在赤乌年间和嘉禾年间铸造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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