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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记者 | 高佳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1.

“换不换美金外币？”人们常常在义乌听到这句话。

2023年2月底的一天，在义乌市宾王市场附近的一家酒店——这是中东商人在义乌的一处聚集地，一名高个子、浓眉大眼的男人等在酒店门前，“换不换美金外币？”他问道。

这位做“外汇生意”的朋友后来告诉我，他来自甘肃。“不用辨别谁是客户。”他说，这里是“市场”，从这儿经过的人都有可能需要换钱。

义乌有太多“市场”。著名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是小商品“市场”；城区深浅不一的巷子里个体户扎堆，卖积压品和尾货，被叫做库存街，也是“市场”；而这家附近有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酒店，是“外汇市场”。

当你走在街上，总有人凑过来：“换美金外币？”甘肃人说，去年，在这片“市场”，他有8、9个同行。现在，四五十人跟他做一样的生意。

外国人正在回到义乌。

去年年底，中国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新十条”后5天，一名利比亚客户来到项修国的眼镜店。这名50岁义乌老板开心地拥抱了他的客人。项修国做外贸生意，店铺开在国际商贸城，客户来自埃及、沙特等国家，疫情期间，他的年营收降了二分之一。过去两个月，生意终于开始好转，陆续有客户发来消息，“3月中下旬，他们会回中国，到我店里看看。”

叙利亚商人艾哈迈德在2023年的第一天回到了义乌。“当时，朋友都劝我不要来。”但他还是来了，光是机票价格就足以让人动心。“2021、2022年，机票贵得离谱，100000元人民币，太疯狂了。”他说，这次来的时候，机票总价只要六七千块。

艾哈迈德认为自己“了解中国”，他2005年开始在中国做外贸生意，“我感觉到中国（疫情政策）放开，就是我该回去的时候。”

过去两个月，他签了超过660万元的订单。最近，傍晚6点到晚上9点，他习惯在宾王市场附近打发时间。这里有条异国风情街，中东人是常客，他们喜欢在咖啡馆抽水烟、打扑克，喝土耳其咖啡。“每一天，我都看到比前一天更多的人。”艾哈迈德说：“除了那些我们彼此都认识的、长期在义乌生活的外国人，我还看到很多新面孔。一些我从来没见过的人，他们也来了。”

在回到义乌的外国人里，中东人尤其引人注意，他们数量众多，除了做生意，还在这里开始了新生活。宾王市场附近有两家义乌最出名的土耳其餐厅，“苏坦”和“贝迪”。苏坦的老板是土耳其人，去年，他的店里裁减了员工，没法开门的那段时间，他重整店面，做了装修。“相比而言，今年第一个月生意非常好。”现在，他正在考虑开一家新店。

"贝迪"也准备扩大规模。这家餐厅占地三层，一楼是招待台，二、三楼是就餐区。“我们现在打算装修四楼。”餐厅老板是约旦人，他播放了最近晚饭时段的店内监控视频，傍晚6点，一楼就开始有人等位，2月25日是正月过后的第一个周六，那天晚饭时间，客人甚至排队到了餐厅门外。

"雷锋"是当地一个较为有名的外国人。他来自埃及，在义乌开两家果汁店，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义乌话，引来很多自媒体拍探店视频。此时，他正在签第三个店铺的租房合同。开新店的打算早在疫情前就有了，他也已经看了十几处店面，但疫情中断了他的计划。

2019年开在宾王市场的这家雷锋果汁店，外国顾客占七成。“今年单量比去年涨了80%。”最近来的许多客人，雷锋上次跟他们见面还是在3年前。“很明显，开放了。”他说：“生意可以开始做起来了。”

市场和餐饮店之外，酒店也是便于观察人流的地方。2月18日，宾王市场边的一间豪华酒店“还只有俩老外”， 一名给客户办入住的外贸商人注意到：“现在全都是老外。”在会务公司上班的女孩最近帮参加博览会的嘉宾订房，得知因为外商多，3月底的房间已经快被订完了。而在一家差旅型酒店的早餐餐厅里，也有一半是外国人，其中多数是中东人。“最近外国客人比中国客人多。”前台招待说。

做“外汇生意”的甘肃人去年常会遇到几天“不开张”的情况，也经常接些“小单”维持生计——给外国人换生活费，美金换成人民币。

2月底的这天，他接了个200万人民币的“大单”，赚了3000元手续费。他原本就喜欢义乌，因为这里有非常多清真餐厅，还有好闻的桂花香。现在，他有了更多在义乌生活下去的动力。“一个月能赚一万块钱，舒舒服服的，够了。”他说。

我们在宾王市场附近一家咖啡店喝果茶，店里除了服务员，全是中东人。“斋月过后，这里的外国人会更多。”他告诉我：“那时候，你会怀疑，这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

2.

中东商人一直都是义乌境外客商中的重要群体。疫情之前，义乌常驻外商有1.5万人，每年来采购的外商超过50万人次。最近一次，中东人在义乌生活和创业的故事频繁在国内报道中出现，是在2015至2017年间。

彼时，有近4000名来自中东各国的商人常驻义乌。2015年，义乌正式登记的400066名境外人员中，中东商人比例超过三成。当年，中东也是义乌小商品最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之一，义乌对中东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成左右。

疫情后，义乌常驻外商人数在最低谷时减少一半。直至2023年1月，义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常驻外商才再次回到万人高位。而在这其间，非洲超过中东等地区，成了义乌外贸的第一大市场。

中东人确实正在返回义乌，但一名在中国做了16年外贸生意的叙利亚商人告诉我，这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意很快能回到从前。

他最近打算改行开超市，卖饼干、巧克力给在义乌的外国人。外贸不像以前一样好做，他说，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问题”。“叙利亚在12年前开始爆发战争，到现在还没结束，后来有了疫情，大家都没钱，在刚过去的二月份，又发生地震，很多人死了。”

他不打算回叙利亚。在中国开超市能不能赚钱，他也不知道，但没办法，只能试试。“我只是担心继续做外贸的话，几个月或一年之后，没有钱吃饭。”他说。

义乌出入境部门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伊拉克在义乌外商数量目前位列前三。在苏坦餐厅，36岁的伊拉克商人杰理当天刚抵达义乌，第一件事就是去义乌国际商贸城转了一圈，“现在市场的外国人远赶不上以前多。”他说，他对今年的生意只抱有限的期望，“会变好，但不会立刻恢复到2019年以前的水平。”

杰理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在义乌待了12年，客户来自伊拉克和伊朗。“2011年到2018年，我们做生意真很好赚。”他说，早一批来义乌淘金的人掌握了资源和渠道，“新来的年轻商人则没那么多机会，觉得赚钱难。”

杰理还提到他对今年生意不抱太高期望的另一项原因，“没有美金”。卡米来后来对这话做了补充，他是义乌伊拉克商会的副会长。

“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卡米来最近听尼泊尔朋友说起，在本国换外汇，例如申请换10万美金，往往只会批下来4万-6万美金。“剩下的部分要一直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等得到。”他说：“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他们都在说，没有美金怎么办呢？”

和这种担忧相呼应，3月初，关于中国外贸订单“暴跌”的消息在网络上传得纷纷扬扬。一些广为传阅的自媒体文章在对外贸下降的原因作解释时，往往在最显眼的位置提出这项重要因素：美元加息。

尽管3月12日，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部长通道采访活动中，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回应了此前舆论，根据3月7日海关总署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两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微降0.8%，其中出口增长0.9%。

这场讨论仍然凸显了人民币的国际化难题。卡米来听说，最近，伊拉克中央银行宣布了首次允许在对华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伊拉克商会接下来会考虑和Yiwu pay合作——义乌国际商贸城打造的这一支付平台目前已经打通16个币种。

杰理在讲述他目前生意上遇到的另一个麻烦时，说得更细致，是关于办邀请函的问题。“我现在手上有十几个客户，如果我现在给他们做邀请函，他们下个月就直接过来。”他说：“可是没办法做。”

义乌市一名政协委员早在2018年就提交过一份《关于进一步放宽对来义乌采购外商发放政府邀请函的提案》，提案中说到，办理邀请函是影响小商品出口的一大因素。

“一家专门从事伊拉克出口贸易的外贸公司贸主管反映，2017年的3月-7月公司出口量同比去年下降60%，和他们一样做伊拉克市场的兄弟公司出口量基本也呈同比例下降，主要原因是客户来华签证做不了，因为客户签证需要政府签发的邀请函，办不到政府邀请函客户只能等待过不来。”

提案中还写道：“后来有中介公司从甘肃、宁夏、青海、山西等地代办政府邀函，状况才有所改观，解决了一部分客户的签证需求。他们（上述）公司每年至少需要300份以上的邀请函，目前还是很难办到这么多。”

义乌市人民政府外事与侨务办公室在对这项提案的答复中称，2018年4月，他们放开了外国人首次来华商务邀请。“在我办注册超过一年且最近一年团组反馈中，来华团组占所有反馈团组85%以上的企业即可进行外国人首次来华商务邀请。”义乌市外侨办称：“这一举措旨在服务企业开发新客户，并激励其在外国人在华期间做好外国人行程的掌握。”

但显然，即便邀请外国人来华的政策进行了一定改革，对杰理的这种小型外贸公司来说，办理邀请函仍然是件吃力的事。“每家外贸公司每次最多只能办5张。”杰理说：“整个手续走下来，差不多要花一个月时间。”

12年前，杰理刚来义乌时，并不觉得办邀请函是个难事。“很多公司有代办业务，一份收600块手续费，便宜的只要300块。”现在，代办一份邀请函的费用超过3000元。

即便是开年已经完成两笔大订单的叙利亚商人艾哈迈德，对今年的外贸形势也不太乐观。他讲得直白：“过去3年，有很多商人离开中国，即便人们正在回来，回来的却不及离开的多。”

就在不久前，艾哈迈德联系了一位老客户：“来吧，来中国，中国放开了。”

“我现在在跟土耳其人做生意。”对方说。

“可你还是需要中国，不是吗？”

“过去两年我没和中国做生意，但我依然在赚钱。”

3.

义乌国际商贸城附近总在堵车，一名司机中午时段在商贸城附近接单，“一区到五区，三区到四区……”来来回回三个小时，都没开出这片区域。“乘客多数是外地客户。”他说：“过去三年，高峰时段路上都还畅通，今年元宵过后，几乎每天都堵。”

商贸城共有五个区，营业面积640余万平方米，有7.5万个商铺。在这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一个人如果每天逛市场8个小时，在每个商铺停留1分钟，逛遍所有商铺，需要花费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夏林林是这里一间商铺的主人，商铺主营“鲨鱼夹”。这种发饰曾在90年代风行一时，最近两年又突然爆火。近20年前，夏林林从家乡河南来到义乌，在发夹工厂打工，现在她拥有一家饰品厂，每天生产几万个鲨鱼夹。

在淘宝上搜索“鲨鱼夹”，网站推荐的第一个产品卖了一万多单，价格是18元。夏林林的货架上就有同款，卖9毛钱。她的14平铺面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发夹，价格多在8毛至1块之间。

“我们这就是一个批发市场，和农贸城批发菜是一样的。”在商贸城，盈利的方式只有一种——薄利多销。

夏林林主做内销，客户有时要求在发夹上贴标，印“made in China”，这就表示接的是国外订单，但发夹最终会去向哪些国家，她不知道。最近生意稳定，夏林林上午10点来到商铺，一直到下午5点，都有采购员接连来询单，他们一般拿来样品或图片，她回答有或没有，有现货或要定做。

当李小莓在这里出现时，一眼就会被认出是“新人”，也就是最近刚来义乌找机会的人。“这个多少钱？”她会走进装修比较有风格的店，巡视一圈，然后指着发饰问：“多少个起拿？”

有经验的采购者则都是步履匆匆，只问一句：“有货吗？”

李小莓从江西南昌来到义乌，“投奔”在这里做电商的男朋友。她在拼多多上开了店铺，挂了一个她认为最近卖得火的发箍，产品图是盗来的，她没有现货，只是打算先看看市场反应。没想到突然有人下了一单，她急忙赶来商贸城进货。

很快，她在一家商铺找到了发箍同款，单价2元，一袋12个起拿。这比她设想得要贵一些。1688批发网站上，这款产品的价格是5.9元，“单价2块，快递2块多，卖5块9怎么赚钱？”她在自己店铺里的定价是10.8元，为了让客人对购买满意，她打算之后买些小发卡作赠品。

这一袋价值24元的发箍就是李小莓第一次逛商贸城的收获。她觉得自己无意间探索出的这个方法不错，先上架产品，再根据订单选货，既省了成本，还没有风险——不管是什么样的货，只要来一趟商贸城，都能找得到。

23岁的河南人西西和32岁的陕西人小桂已经过了李小莓目前所在的这个阶段。刚到义乌时，她们也有一腔热血，也像李小莓一样掌握了拿货的“方法”，乐意在小红书分享感受：“创业者的梦想天堂”“满是机会”“义乌商贸城好大呀，简直太便宜了”……

但半个月后，西西在私信中回复我：“现在每天就出5、6单，还不挣钱，一天要花100多做推广，愁得睡不着觉。”小桂则感觉“当初来得有点莽撞了”，现在只能先找一份主播的工作谋生活。

在曾经抓住直播电商风口的“网红直播第一村”江北下朱，往常快递包裹在路边堆积如山，现在忙着发货的只有几家化妆品店。村里主街上的店主也少见这样冷清的场面，抱怨着：“今年生意简直差到极致，市场饱和了还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也总有人正在来义乌的路上，心潮澎湃地憧憬着自己的创业旅程。“今年已经而立之年了！打工看不到希望！总想再搏一次！”小红书“义乌创业”话题下最近的一篇帖子这样写道：“明天到义乌。”

4.

义乌是个人人都在谈钱的地方。本地人Eric在城中心商场开了间咖啡馆，装饰成氛围休闲的露营风格。“但客人都不是来聚会、放松的，大家都在谈工作上的事。”Eric在国外读书，上海工作10年后，去年刚回到义乌，现在也正在领略家乡独特的“风俗”。

他前些天在夜市看到一个摊位，“搭了一个绿幕，一个棚，你可以在里面拍一小段视频，摊主帮你做背景特效，收几十块钱，做好的视频用来发朋友圈和抖音。”Eric拍了视频发给朋友，“他们都惊呆了，说你们义乌人真想得出来。”

在义乌，人们总能想到各式各样的方法赚钱。宾王夜市周边，晚上八九点钟，摆地摊的人会占满所有空地，他们卖饰品、卖百货、卖狗、卖快递盲盒。传统的套圈游戏仍然盛行，来玩的是在附近打工的年轻人，摊主们也没有放弃创新，套玩偶之外，有的摊位还能套矿泉水、饮料和酒。

义乌人都知道的一则关于夜市的新闻是，最近，一家卖臭豆腐的小吃摊花了45万/年在青口夜市中标了一个摊位。人们一边为昂贵的租金大跌眼镜，一边又更加无法抑制地对这座创业天堂中蕴藏的财富感到着迷。

Jordan觉得这就是义乌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地方，“你和钱没有距离感。”近来义乌的创业神话诞生在跨境电商领域，物流货代行业的从业者Jordan也积极“试水”，在TikTok上做跨境直播。

他去跨境直播的培训机构报了名，“机构收四五千块的培训费用，然后空手套白狼，让我去‘拉人头’。”Jordan做物流时会对接一些跨境卖家，培训机构就让他在这些卖家中发展客户，“拉一个过来就拿1万的提成。”

他很快放弃了这个方向。“直播在国外并不像国内那么火，也难赚到钱。”他说：“西方人的消费方式和思维模式也跟国人不一样，大多数有消费力的人更愿意把钱花在实体上。”在义乌打拼一年多之后，Jordan总结出了生存法则：“来义乌，只能靠别人带，靠熟人带。或者确实在某个行业做得久，来义乌找更低的供应链，这样才有可能成功。光听网上瞎吹牛，只会被人割韭菜。”

“但也的确有做跨境电商的90后赚到了钱。”留学回国的90后女孩黄谦谦，在一线城市互联网公司工作几年之后，抱着帮家里的工厂做品牌的想法回到义乌。她最近和朋友聊天时，总听人说起：“义乌比较贵的大平层，1000多万的房子，都被这波做电商的人买了。”

“放到更大的样本里去看，在义乌赚到钱的人无非就是在概率里面‘中奖’的那个分子而已。很多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没挣到钱。”黄谦谦说：“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分子，但大概率就是那个分母。”

道理明了，“大平层”的故事却依然简单粗暴地拍在每一个义乌人头上。焦虑总是有的，黄谦谦这样的“厂二代”也不例外。

“在义乌，和朋友在一起聊天，主题永远都是，这个人赚到钱，那个人赚到钱……其实人家具体是怎么赚到的，我们不了解。”她说：“大家就是感叹，义乌这么大个地方摆在面前，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捡’这个钱。”

黄谦谦也是我在义乌见到的唯一一个想要离开这里的人。她发觉自己过往的学习、经验，以及在事业上的追求都和义乌的氛围相割裂。

“去年准备回来时，我想，义乌有那么多厂，我要找到厂二代，跟大家一起做事。”在她的设想中，厂二代们肯定希望自家工厂能够做出自己的品牌，“如果没有品牌，迟早会被淘汰，我们的成本优势已经没那么明显。”

但她很快发现，“吃别人吃不了的苦，赚别人赚不了的钱”是义乌的基因，“赚到钱之后，满足于当下，安于现状”同样也是。

“我每次去上海、北京见朋友，跟他们聊起来，就是品牌创新、技术创新、元宇宙……回到义乌，没有别的，只有卖货。”她说：“我很担心在这里待久了，慢慢被同化，就没有自己的想法。”

Eric比黄谦谦更快地完成了“义乌化”，“义乌不需要人才，年轻人不需要有多高的技能。”他说：“这里不看学历，只看能力。”趁着前两年货代行业的爆发，已经打拼起一份家业的Jordan也说：“做国内电商、跨境电商的，都没什么文化，这很现实。义乌这个地方就是门槛低。”

没有人才，没有产业升级，如果真像黄谦谦所想，在失去成本优势的那天，义乌将面临什么？

“那会是很久以后的事。”Jordan并不担心：“你去看看那些小厂，居民楼里搭个机器，夫妻两人搞生产的那种作坊。论小商品，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哪个能做得过义乌呢？”

“义乌不会消失。”他说。Eric也这样觉得，义乌的立城之本是贸易，“只要贸易不消失，义乌就不会消失。”

我想起前些天和贝迪餐厅老板的见面。那时，我已经听过了许多外贸商对今年外贸形势不看好的理由，这位同时在做外贸生意的餐厅老板和其他人的观点不同，他提到了义乌的不可替代性。

“越南、迪拜、印度……都不能取代义乌。”他说：“我们习惯了在这里做生意，安全、效率高，而且工厂永远都在创新，永远有新的东西供采购商选择。”他在义乌买了房，娶了中国爱人，两个儿子在这里出生。

一名在做跨境电商的90后男生说，过去的二月是他在义乌三年多以来，觉得最有盼头的一个月。空运运费从去年的67元/公斤降到了23元/公斤，他在一个月里发了四次货，以前发货从没如此频繁。

在所有的不确定中，疫情政策的放开，开年后人流涌入，还是让义乌再次带上了“奇迹之地”的光环。

新义乌人李小莓第二次逛国际商贸城时，买的是遮阳帽。那天，她去朋友家吃饭，看见朋友邻居卖的帽子“爆单了”，“我大概六点钟从他门前经过，看到他在打包，离开时，将近十点，他还没打包完！”

网上卖的帽子都是从商贸城买的，价格也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你去做了，也许这个机会就是你的。”李小莓和男朋友刚交了15000块房租，现在两人创业处在亏钱的状态。

但她只是想着：“只要一下子爆单了，就什么都有了。”

（文中杰理、李小莓、西西、小桂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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