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金融内股票(金融股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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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立案的触发点

自从2006年5月执掌高盛集团以来，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就向董事会成员立了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则：要在他们给自己打电话之前，先给他们打电话。布兰克费恩经常会挨个给董事会成员打电话，就公司财务报表中的每一个数字与他们商量确认。有时候，布兰克费恩还会非常正式地拜访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布兰克费恩经常会在瑞士达沃斯论坛，或者纽约的上西区（Upper West Side）碰到董事拉贾特·古普塔。古普塔跟布兰克费恩是邻居，古普塔在中央公园西15号的世纪大厦有一个简单的临时住处，与布兰克费恩紧挨着。只不过，布兰克费恩的房子装修得像宫殿一样富丽堂皇。

不论什么时候碰到董事会的成员，布兰克费恩都会告诉他们高盛集团最新的发展情况。布兰克费恩觉得这是作为首席执行官应该做的，让每一位董事会成员都清楚地知道集团当前的状态。在布兰克费恩看来，这是优秀公司治理规则的第一条。2008年秋天，金融市场动荡不安，高盛的日子也不好过，经常是今天盈利，明天就亏损。仅以9月为例，在这段让人痛苦不堪又无可奈何的时间里，布兰克费恩至少向董事会成员通报了十多次高盛的财务状况。

史无前例的亏损

2008年10月23日，按照高盛第四季度的统计方法，已经是第八个星期或者第九个星期了，布兰克费恩决定向集团董事公布最新的集团财务状况。证券分析师都期待高盛每股盈利能够达到2.76美元，但是，布兰克费恩知道真实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从每天和每个星期的盈亏报告来看，华尔街分析师对高盛每股盈利的分析有失偏颇。事实上，高盛在第四季度可能会出现亏损，这是高盛从1999年上市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几个星期之前，布兰克费恩就知道高盛亏损的情况，一开始亏损额度并不是很大，但现在亏损的金额已经到了必须告知董事会成员的程度。

就在同一天，即10月23日，一早的新闻报道就预示着事情越来越糟糕。《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高盛集团准备裁员10%，大约为3 250人。因为前面经历过雷曼兄弟破产的冲击，所以，大家对高盛的新闻的反应并不大。每个人都知道，对于证券行业来说，2008年是极其不容易的一年，即便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界老大高盛集团，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

10月23日早上不到9点，莉赛特·乔根森就跟高盛集团12位董事会成员的秘书联系，安排当天下午4点15分召开董事会。9位外部董事中，只有斯蒂芬·弗里德曼（Stephen Friedman）明确表示不能参加电话会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早在1994年斯蒂芬就是高盛集团的合伙人，当时高盛所面临的困境要比现在严重得多。在所有的董事中，斯蒂芬最能理解布兰克费恩当前处境的不易。

跟往常一样，古普塔接下来的一天依然非常繁忙，不过对他来讲，调整时差还是会有些不舒服的感觉。当乔根森给古普塔的助手戈梅斯打电话时，她回复说古普塔应该可以参加董事会的电话会议。古普塔现在正在美国航空公司的151航班上，这班飞机是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起飞，将在下午1点45分抵达肯尼迪机场。古普塔的司机塔希尔会来机场接他，然后，送他回康涅狄格州西港的家。在参加高盛集团董事会的电话会议之前，古普塔还有好几个电话要处理。其中一个电话是讨论即将在迪拜举行的领导人会议，另一个是为11月的董事会做准备。尽管古普塔的这一天是从欧洲开始的，但他计划按照美国时间工作一整天。在开完高盛集团的董事会之后，古普塔的行程表上还有好几个会议需要参加。

古普塔和妻子将于星期五前往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参加布朗大学的周末父母聚会，看望他们正在读大一的小女儿迪帕莉。古普塔夫妇与布朗大学的校长露丝·西蒙斯（Ruth Simmons）博士是好朋友，巧合的是，西蒙斯正好也是高盛集团的董事。西蒙斯邀请古普塔夫妇以她私人朋友的身份做一个主旨演讲，这个演讲由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简·波利（Jane Pauley）主持。在演讲结束后，古普塔夫妇会前往西蒙斯的家中参加晚宴。

下午4点16分，戈梅斯拨通了高盛董事会的电话会议，随后让古普塔切进了会议。坐在高盛总部30层的董事会会议室，布兰克费恩告诉高盛各位董事，2008年第四季度，高盛将出现亏损，这与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不一样。这个季度高盛所获得的佣金收入，全部被投资组合里的资产损失给对冲了。布兰克费恩的披露引发了大家的争论：这么多年来，高盛一直都是盈利的，怎么现在竟然出现了亏损？大家一致认为是市场环境不好，才使得高盛出现了亏损。下午4点49分，董事会会议结束。

会议结束后23秒，古普塔的秘书接通了拉贾拉特南的专线电话，并切入了古普塔的家庭办公电话。拉贾拉特南和古普塔的关系最近有点儿磕磕碰碰的。还在一年半之前，即2007年4月份，当麦肯锡的合伙人马歇尔·卢克斯（Marshall Lux）将拉贾拉特南的问候带给古普塔时，古普塔还这样称赞拉贾拉特南，“拉贾拉特南是最优秀的基金经理之一，也是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2008年的早些时候，古普塔还前往中东地区为基金筹集资本，他向中东的投资者盛赞拉贾拉特南的投资能力。

但到了10月，古普塔对拉贾拉特南处理帆船航海家基金的方式感到越来越担心。古普塔告诉自己的门徒库马尔说，随着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他投资在帆船航海家基金里面的1 000万美元也不见了。古普塔说，拉贾拉特南“犯了一个大错误”。古普塔认为，不管从道德还是职业操守上来说，拉贾拉特南都应该赔偿自己的这1 000万美元，因为他只是一个被动的投资者，拉贾拉特南才是操作基金的人。古普塔希望库马尔能够把这个话带给拉贾拉特南，但库马尔有些不情愿。在这两大巨头之间搬弄是非，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库马尔并不清楚帆船航海家基金的具体投资情况，只是希望古普塔和拉贾拉特南能够通过对话解决这一问题。

尽管对拉贾拉特南处理帆船航海家基金的做法很不满，但古普塔仍然与拉贾拉特南保持着密切联系。10月5日，当古普塔准备飞往欧洲时，他给拉贾拉特南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10月10日，当古普塔从欧洲回到美国后，他再次给拉贾拉特南打电话，看看拉贾拉特南正在做什么。“我知道，这一个星期肯定特别不容易，也特别忙。”古普塔用语音邮件跟拉贾拉特南说，“我希望你能坚持住。我会在周末的时候再给你去一个电话，希望到时候能够接通。希望你一切顺利，回头再聊，再见。”

10月23日，在高盛董事会结束后，戈梅斯拨通了拉贾拉特南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尽管那个时候，拉贾拉特南的手机被监听，但他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并没有被监听。这一次，拉贾拉特南和古普塔的通话时间长达12分钟30秒，从4点50分30秒开始，到5点03分结束。

10月24日一早，股票市场一开盘，拉贾拉特南就迅速下单卖出自己所持有的高盛集团股票。10月21日，拉贾拉特南集团旗下的帆船科技基金刚刚买入15万股高盛集团的股票。在10月24日9点31分的时候，拉贾拉特南卖出了5万股高盛集团的股票，随后的10万股，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卖完。这次卖出，让帆船集团避免了3 800万美元的潜在亏损。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随着市场上谣传高盛集团第四季度会出现亏损的消息，高盛集团的股价从原来的每股108.58美元跌到52美元。

同一天上午的晚些时候，拉贾拉特南与戴维·劳联系上了，戴维·劳是新加坡办事处的新负责人，是拉贾拉特南在沃顿商学院的老朋友。由于担心全球经济衰退，风险资产和货币都涌向海外。劳给拉贾拉特南打电话想问问美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拉贾拉特南告诉劳：“我昨天收到来自高盛董事会成员的消息，高盛第四季度每股可能会亏损2美元，而不是此前华尔街分析师所预测的盈利2.5美元……高盛没有任何利润，因为他们的利润全部被资产亏损对冲掉了……”

谁也不会错过赚快钱的机会，拉贾拉特南说：“我觉得现在还不是买入高盛股票的好时机……我现在应该做空它，你懂的。”

我会怀念这份耻辱吗

在列夫·达辛（Lev Dassin）成为纽约南部地区代理美国检察官后不久，他把一张黄色的便笺贴在自己的电脑上，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春天的耻辱。”这是为了提醒自己，针对帆船集团的犯罪调查已经持续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逮捕行动迫在眉睫。作为美国联邦检察官，达辛的工作就是协助决定何时立案。如果立案太早，检察官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他们会错过可以挖掘的更大规模的案件或者无法发现与此案有关联的独立个案。同样地，如果一项调查持续的时间太久，证据就会变得陈旧，很多事情也会被淡忘。

2008年9月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以及两个月后揭发的伯纳德·麦道夫实施的庞氏骗局给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记响亮的耳光，特别是受人尊敬的证券行业领导人麦道夫，他所实施的庞氏骗局，竟然存续了几十年没有被发现，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提出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辞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市场的声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声誉急转直下。一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前律师在他母亲的生日宴会上，有人问他：“你所在的公司如此无能，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重压之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迫切需要一个爆炸性的大案来回应市场的质疑，没有什么案件比帆船集团案更合适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获得相应的授权，可以对这一民事案件进行立案，但6个月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有提起任何诉讼。2009年4月，在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部门的律师开会时，已经接替考克斯就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玛丽·夏皮罗（Mary L. Schapiro）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们不能严肃地对待这个案子，我们很有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作为曼哈顿区一位刚上任的代理检察官，达辛并不需要承担这样的政治压力。但几个月之后，随着布什总统的任职到期，他将交班给美国的新任总统奥巴马，达辛也要将帆船集团的相关资料移交给他的助手雷蒙德·罗海（Raymond Lohier）。

“我会怀念这份耻辱吗？”达辛想这样问罗海，这是他低调而又有效的方法，让他的助手能够紧盯这个案子。

事情也很巧，2008年12月，也就是达辛刚刚成为曼哈顿区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代理检察官时，最高法院授权的拉贾拉特南电话监听行动便结束了。电话监听持续了9个多月的时间，获得了海量的拉贾拉特南从事内幕交易的直接证据，交易的股票包括高盛、AMD、阿卡迈科技公司、仁科软件公司及其他公司。检察官手里有大量的材料能够直接对帆船集团的经理立案。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电话监听，犯罪部门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拉贾拉特南朋友圈的犯罪证据，该朋友圈包括基耶西、库马尔和戈尔斯，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调查到其他人。

最让人感兴趣的嫌疑人是麦肯锡的前任董事总经理拉贾特·古普塔。10月24日，拉贾拉特南与劳之间的电话证实了迈克尔森早期的怀疑，正是古普塔凭借其在各家公司的董事身份，向拉贾拉特南泄露内幕消息的。不过经验告诉迈克尔森，仅凭这样一个电话，还不能完全对古普塔定案。如果拉贾拉特南并没有按照古普塔所传递的消息交易，或者内幕消息根本就没有传出去呢？所以，迈克尔森希望通过再多监听一个月，从而在拉贾拉特南和古普塔之间的通话中获得更多的直接证据，能够为检察官提供直接证据来给古普塔这样的商界名流定案。毕竟，监听记录已经帮检察官撒下了一张大网。

法尔的背叛

在监听拉贾拉特南之前的助手阿里·法尔的电话的过程中，调查人员对于他与拉贾拉特南之间的通话感到很纠结。当法尔还在帆船集团工作时，他被称为拉贾拉特南的“管家”，因为他经常替拉贾拉特南下单。2009年1月初，调查人员监听到法尔给他的前老板打电话，他告诉拉贾拉特南说，美国创锐讯公司（Atheros Communications）第一季度的收入将会超过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大概做到“9 800万～9 900万美元”，他是从美国创锐讯公司的一位名叫阿里·哈里里（Ali Hariri）的高管那里获得这一消息的。

在截获了这么多拉贾拉特南与法尔通话记录的基础上，FBI的康特工于2009年4月1日到法尔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中找到了他。这次拜访差点让整个行动彻底曝光，倒不是康特工出了什么差错。尽管法尔早就进入了调查人员的视线中。2007年夏天的时候，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部的一位名叫阿吉特·瓦利亚（Apjit Walia）的分析师，同时也是拉贾拉特南的朋友，他曾经写过分析报告推测AMD-ATI并购案很有可能发生，他告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年之前他曾经在一家名叫Le Souk的餐厅见过法尔，拉贾拉特南和他弟弟也参加了那次饭局。

在康特工跟法尔在他家里谈话后不久，法尔就把FBI出其不意地拜访他这个事情告诉了理查德·周朋·李（Richard Choo-Beng Lee），理查德·周朋·李是法尔的商业合作伙伴。从帆船集团离职后，法尔和来自马来西亚的理查德·周朋·李合伙成立了一家名为Spherix资本管理公司（Spherix Capital LLC）的对冲基金，两个人第一年的配合相当默契，两个人的基金规模已经增长了10%。考虑到法尔已经将FBI找过他的消息告诉了理查德·周朋·李，执法部门面临的选择只有一个：他们必须接近并阻止周朋·李将调查的消息告诉其他人，导致整个调查事件被迫曝光。

拜访法尔不久后，康特工又敲开了理查德·周朋·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San Jose）的家门。不过，当时理查德·周朋·李是拒绝回答康特工的问题的，但不久之后，理查德·周朋·李为自己找了一名律师，两人一起前往纽约曼哈顿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会见了迈克尔森和另外一名检察官乔舒亚·克莱因（Joshua Klein）。自从一年前加入犯罪部门以来，迈克尔森便越来越忙，他需要对成百上千个小时的监听进行过滤，筛选出那些直接能够对拉贾拉特南立案有作用的证据。调查进行到目前，立案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现在只需要一个触发点而已。

理查德·周朋·李和检察官之间的摊牌非常重要。如果检察官不能成功地让理查德·周朋·李配合调查，那么检察官就要承担这样的风险：整个调查活动被迫向公众公开，使多年的辛苦努力付之东流。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就是调查活动的组织管理问题，理查德·周朋·李来到曼哈顿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当天，他的合伙人法尔碰巧也来了。检察官们没有让理查德·周朋·李和法尔碰头，以防给他们俩机会，让其串供。

在跟纽约检察官会谈时，理查德·周朋·李的律师杰弗里·伯恩斯坦（Jeffrey Bornstein）没有拐弯抹角，他只是想知道，检察官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指控自己的委托人。克莱因和迈克尔森给伯恩斯坦播放了一些可以直接给理查德·周朋·李定罪的电话录音。如果没有证人的合作，即便是有电话录音，尽管有时候电话录音的效果还很明显，但这仍然不够。对于监听外行来说，比如某位陪审员，仅仅凭录音是很难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一开始，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律师伯恩斯坦，看起来还很淡定。“这些录音会提供给法庭？”伯恩斯坦这样问纽约的检察官。目前还不清楚伯恩斯坦是否知道这些电话录音是通过获得法院授权的监听得到的，检察官当然不会跟他说这些电话录音的来源。因此很难判断伯恩斯坦是在质疑这些电话的监听录音是否能被法院认可还是他只是问一下检察官是否打算使用这些录音。“是的，这些录音将会提交给法庭。”克莱因坚定地回复道。

随后，克莱因又播放了更多的录音，每放一段，伯恩斯坦的不安和焦虑就会加深一些。伯恩斯坦现在的状况很棘手。伯恩斯坦其实了解的信息并不是很多，但是又不得不为他的委托人出主意，而这个决定可能会是理查德·周朋·李这辈子最重要的决定：他的委托人理查德·周朋·李是应该跟政府部门合作呢，还是孤注一掷，跟政府部门死磕到底？

“你只有一次机会可以跟政府部门合作，”检察官克莱因眼睛直直地盯着理查德·周朋·李说，“如果你不合作，我们就会起诉你，证明你有罪，那么你将会被判入狱。”克莱因的姿态非常明确地表示纽约的检察官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几个星期后，理查德·周朋·李同意跟政府部门合作。理查德·周朋·李开始有意识地打电话给自己的前老板之一、对冲基金界的祖师爷、赛克资本管理公司的史蒂文·科恩，这些电话都是被录音的。理查德·周朋·李以想要回赛克资本管理公司工作为借口，给科恩打了好多次电话。在理查德·周朋·李和科恩的交流过程中，理查德·周朋·李曾经一口气说出了20只股票，大多数都是科技类公司股票，他告诉科恩自己能获得这些公司非公开的机密消息。对理查德·周朋·李的提议，科恩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而是以沉默应对。有一次通话时，科恩建议他和理查德·周朋·李两个人面谈，这一举动很有诱惑力，但并不会带来最终的指控。到2009年夏天，华尔街盛传政府正在调查一桩内幕交易案，而理查德·周朋·李和法尔已经答应跟政府部门合作。突然间，科恩就再也不接理查德·周朋·李的电话了。

然而，那个时候，检察官在想方设法掩盖法尔和理查德·周朋·李同意跟政府部门合作的消息，他们希望抢先一步避免将这一消息外漏。只不过，检察官并不知道，有时候消息外漏未必来自政府部门的调查。在与曼哈顿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会谈后不久，法尔和理查德·周朋·李就注销了他们的对冲基金，他们也没有办法。一旦法尔和理查德·周朋·李同意跟FBI合作，如果还想继续管理投资者的资产，他们就有义务向投资者坦白，他们是犯罪调查的对象。为了能够守住法尔和理查德·周朋·李跟政府部门合作的消息，他们只能选择关闭Spherix。很显然，无缘无故地关闭自己所管理的对冲基金肯定是有问题的。没有人在赚钱的时候，还愿意向华尔街认输。

2009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拉贾拉特南和库马尔，以及他们俩的妻子阿莎和马尔维卡一起前往特立尼达（Trinidad）参加某位女士的婚礼，这位女士曾为他们俩工作过。在他们返程的途中，来到了迈尔密的南湾瑟泰酒店（Setai hotel），这个酒店位于南海滩中心的海滨度假胜地，拉贾拉特南在这里有一个独立产权的豪华公寓。

10月7日下午，拉贾拉特南和库马尔在海边休息处闲逛，在他们读书和聊天时，拉贾拉特南的手机突然响了。拉贾拉特南看了一下电话号码，然后起身说了句抱歉，就沿着海滩来到一个人少的地方接电话。当拉贾拉特南回来时，他看上去有些激动。拉贾拉特南告诉库马尔，刚才那个电话是思科公司的某位高管打给他的，说思科公司准备买下一家名为星运网络（Starent）的公司。

然后，拉贾拉特南又向库马尔吐露了一件让他很头疼的事情。“库马尔，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好失望。”拉贾拉特南说，“有一位曾经为我工作过、非常绅士的人，打给我的电话被监听了。我不得不万分小心……我不敢相信，他竟然会背叛我。”拉贾拉特南说，他怀疑背叛他的这个人就是自己之前的员工阿里·法尔。拉贾拉特南建议库马尔以后买预付费的电话跟他联系，这样的话通话就不会被追踪。

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库马尔回到房间，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登录查尔斯·斯瓦布公司（Charles Schwab）的账户。然后，库马尔以大概27.97美元的价格买入了300股星运网络公司的股票，总额超过了8 300美元。“我想买一点儿星运网络公司的股票，看看这条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条消息确实是真的。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10月13日，思科公司对外公布以29亿美元的总价收购星运网络公司的消息，折合每股收购价为35美元。库马尔小试牛刀，一击即中，在短短6天的时间里就获利2 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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