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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王朝统治时期，官方一直不曾铸钱。西晋承曹魏而建，曹魏明帝太和元年（227），“行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晋室东渡之后，主要流通孙吴政权留存下来的各种钱币。史载：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

这一记载反映了当时钱币流通的基本情况。对于“孙氏旧钱”，前辈学者已多有指出其并不限于三国孙吴政权所铸造之钱币，而是包含了孙吴时期流通的各种钱币。但“比轮”、“四文”、“小钱”的形式和相互之间的比价，以及由此带来的钱币流失问题却值得关注，这是东晋钱币和经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东晋流通钱币的形式

关于东晋时期的钱币流通，杜佑《通典》卷八《食货八·钱币上》曰：

晋元帝过江，用孙氏赤乌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

此段文字与《晋书》记载基本相同，但将“孙氏旧钱”改为“孙氏赤乌旧钱”。

孙吴政权曾在赤乌元年（238）春“铸当千大钱”，杜佑特别强调“赤乌旧钱”，可能在于他认为东晋时期的“比轮”钱和“四文”钱主要是孙吴时期铸造并留存下来的“当千大钱”,而“比轮”和“四文”之分则反映出后世留存“大泉当千”钱的型式不一。对此，乾隆十六年敕编《钱录》也指出：

洪志谓当千钱有两品。考《晋书》大者谓之比轮，小者谓之四文，今大小二等是已。

上文的考察显示，“大泉当千”的钱重至少在 35-6.13 铢之间，轻重差异悬殊，这些大小不同的“大泉当千”留存至东晋后，被分别归类至“比轮”和“四文”之属，当在情理之中。

不过，孙吴政权除了在赤乌元年铸“当千大钱”外，还曾于此前的嘉禾五年（236）春“铸大钱，一当五百”，并且上文的考察表明这种“大泉五百”钱在型式上也有大小不同之分，文献记载大的“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小的“径寸一分，重四铢六絫”6。实物考察则显示该钱大小差异在 21-9.1 铢之间。该钱中的大者在东晋时期也应属于“比轮”钱的范畴，小者多数可归入“四文”钱的行列。

因此，杜佑《通典》将《晋书》的“孙氏旧钱”改为“孙氏赤乌旧钱”显然是不准确的，东晋时期流通的“孙氏旧钱”并不只是孙吴政权赤乌元年（238）铸行的“大泉当千”，还应包括嘉禾五年（236）铸行的“大泉五百”。

东晋墓葬出土钱币遽然减少，此前那种动辄发现上千枚以上钱币的墓葬基本不见。有研究者曾对建国后散见在《考古》、《文物》杂志上有钱币出土的东晋墓葬进行了统计，各墓出土的钱币币种涉及秦汉至孙吴时期的多种类型，数量大多仅在数枚至十数枚之间，最多的一处是江苏镇江跑马山 3 号墓，共出土钱币100 枚，皆为剪轮五铢。

1973 年在江苏丹徒出土了约 280 斤的东晋窖藏钱币3，包括西汉八铢“半两”和四铢“半两”，两汉“五铢”，新莽“大泉五十”、“货泉”、“布泉”，蜀汉“直百五铢”、“直百”，孙吴“大泉当千”，以及通常被认为是蜀地制造的“定平一百”、“太平百钱”，也有少量的十六国后赵“丰货钱”和成蜀“汉兴钱”。该批钱币中五铢钱占 90%以上，五铢钱中剪轮钱又占多数，这些剪轮钱不见得都生产于东晋时期，但应主要属于“比轮”和“四文”之外的“小钱”，那些型式完整的五铢钱应主要属于“四文”钱。五铢钱之外不到 10%钱币的形式在不同币种之间、同种钱币之间也不完全统一，其中蜀汉“直百五铢”大的重 9.5 克（16.6 铢），当可归入“比轮”钱行列；西汉八铢“半两”大的重 4.8 克（8.4 铢4），孙吴“大泉当千”重 3.5 克（6.1 铢），似可视为“四文”钱之属。

明确了“孙氏旧钱”实为“孙氏流通旧钱”，我们对于“孙氏旧钱”型式的认识应可再进一步：东晋时期的“比轮”钱可能以孙吴政权所铸“大泉当千”和“大泉五百”等钱币中的“大品”为主，但也包括一定数量的新莽“大泉五十”、蜀汉“直百五铢”等其它前朝“大钱”。“四文”钱既包括“大泉当千”和“大泉五百”中的大多数“小品”，也包括自两汉至三国时期铸造的各种“标准五铢钱”和在形式上接近“标准五铢钱”的各种前朝“旧钱”。

就“比轮”和“四文”之外的“小钱”而言，除了前期的“沈郎钱”外，东晋其它型式的熔铸“小钱”在史籍记载中踪影难觅，而“沈郎钱”的铸造规模实际很小且流通时间很短。考古发掘显示，东晋时期流通“小钱”的主体其实并非“沈郎钱”一类的熔铸钱，而是被剪凿或磨鑢掉外廓的剪轮钱，对此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也认为：东晋时期流通的旧钱以汉五铢为最大多数，其中又以“剪边五铢”居多数。这一史实也是后文讨论东钱时期钱币币值及其流失原因的重要依据。

东晋流通钱币的币值

关于东晋“四文”钱的币值，学界一般认为一枚“四文”钱约可当四枚“小钱”使用。例如彭信威先生提出“所谓四文大概是说一文可当小钱四文用”；石俊志先生提出“‘四文’可能是说这种钱币可以当四枚小钱”等。关于“比轮”钱的币值则很少有讨论。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载孝武帝太元三年（378）诏曰：

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

由这个诏书可知，夷人获取铜钱的目的并不是用作商品流通中的交换媒介，而仅仅是为了“铸败作鼓”，也即把铜钱作为铸造铜鼓的“铜金属原材料”。

从“铸败作鼓”的角度而言，把相同重量的“比轮”钱、“四文”钱和“小钱”投入熔炉销熔以获取铜料，在技术上并无太大差别，但获得相同重量的“比轮”钱、“四文”钱和“小钱”所需付出的代价却显然远不相同。相对于“标准五铢钱”而言，“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钱中的多数虽然径大钱重，但因其铭文币值高达“标准五铢钱”的成百上千倍，故早在孙吴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1的情况，到了东晋时期更不可能再以铭文币值进行流通了，否则夷人在获取“比轮”钱并“铸败作鼓”的过程中，无论是从所获铸鼓原材料的代价还是从所获铸鼓原材料的数量上考虑，都必然会弃“比轮”钱而趋向“四文”钱乃至“小钱”。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于夷人”，也即夷人更愿意购买“大泉当千”、“大泉五百”等一类的虚币大钱而非“四文”钱和“小钱”来“铸败作鼓”，说明“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虚币大钱在东晋时期虽然仍是重要的财富掠夺媒介，但凭借的已不再是其铭文币值远较“标准五铢钱”和“小钱”为高，而是因为其含有铜金属的绝对量远较“四文”钱和“小钱”为多。

以重 35 铢的“大泉当千”和重 5 铢的“标准五铢钱”为例，在两者含铜比例相近的情况下，1 枚“大泉当千”的含铜量和 7 枚“标准五铢钱”相当。从作为“铜金属原材料”的角度看，在两者的市场比价为 1:7 的情况下将受到同等欢迎，也即 1 枚“大泉当千”可以兑换 7 枚“标准五铢钱”。如果两者之间的比价发生变化，例如变成 1:6 甚至更低，则市场必然会贵“大泉当千”而贱“标准五铢钱”，反之如果比价变成 1:8 甚至更高，则市场必然贵“标准五铢钱”而贱“大泉当千”。不过“比轮”钱本身在型式和钱重上也有差别，1:7 仅可作为一个上限的参考比值，如果我们取史籍中所言重“十六铢”的“大泉当千”和重 5 铢的“标准五铢钱”对比，所得比值将变为约 1:3，而这一比值似应较 1:7 更普遍一些。

约当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后一个世纪的南朝齐武帝永明二年（484），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在上书中指出：

东间钱多剪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员大，以两代一。

永明四年（486），萧子良在上书中又提及：

泉铸岁远，类多剪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完全，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

萧子良所谓的“江东大钱”与东晋时期的“孙氏旧钱”，在概念上应大致相当。一方面，“东间钱多剪凿，鲜复完者”和“泉铸岁远，类多剪凿”，再次佐证了上文作出的东晋时期“小钱”的主体是剪轮钱而非“沈郎钱”之类熔铸钱的判断。另一方面，“以两代一”和“买本一千，加子七百”，反映出至南齐时期一般意义上的“大钱”和“小钱”之间的比价大致在 1:1.7 到 1:2 之间。东晋正处在“江东大钱”流失的高潮期，虽还不至于达到“十不一在”的状态，但形式最大的“比轮”钱已在此时期流失殆尽，留存至南齐时期的少量“江东大钱”其主体应该是“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中的小品以及类似的其它旧钱，也即属于东晋时期的“四文”钱甚至是品相较好的“小钱”。

以南齐时期“大钱”和“小钱”之间的币值比作为参考，结合上文所论，我们认为东晋时期“比轮”钱和“四文”钱之间的比价基本不超出 1:2-1:7 的范围，而较普遍的情况应在 1:2-1:3 之间且更接近于 1:3。如果采用学界一般认为的一枚“四文”钱可当四枚“小钱”的观点，则“比轮”钱和“小钱”之间的比价大致可以 1:8-1:12 作为参考值。当然，史籍中所谓“钱既不多，由是稍贵”的记载表明，即便是“小钱”的购买力也并不太差。

虽然确定一个严格的比值并不现实且失于拘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反映出当时的铜料市场上较普遍地出现了贵“比轮”而贱“四文”乃至“小钱”的现象，说明“大泉当千”和“标准五铢钱”之间的市场比价不仅没有达到铭文币值比的 1:1000，甚至也没有达到二者钱重之比的 1:7 甚至是 1:3，也即“比轮”钱与“四文”钱乃至“小钱”之间在钱重和币值的对比上普遍存在着较大的倒挂，非如此则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利润空间，更不足以支撑“官私贾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竞相收集“比轮”钱并将其输入尚属蛮荒之地的广州以“货于夷人”的热情。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东晋时期流通“小钱”的主体并非“沈郎钱”一类的熔铸钱，而是被剪凿或磨鑢掉外廓的剪轮钱。因为新熔铸的“小钱”在东晋社会并不为社会广泛接受，故将径大钱重的“比轮”钱剪凿或投入熔炉以取铜料的现象虽然多发，但所得铜料的转铸物中却少见改铸的小钱。实际上已有研究者指出，东晋时期民间剪凿钱币取铜与钱币盗铸的关系并不大，剪凿所得铜料主要是被用以铸造铜器1。而这正是径大钱重的“比轮”钱主要被运往广州“货于夷人”而不是被投入熔炉盗铸成“四文”或“小钱”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意味着将“比轮”钱“以入广州”的利润远高于将其就地进行剪凿。

东晋时期的钱币流失

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在孙吴初铸时以铭文币值“一当五百”、“一当千”地进入交换市场，这种剧烈掠夺必然引起社会的强烈抵制并导致“标准五铢钱”等原有钱币的大规模退市。一方面“标准五铢钱”等原有钱币将在“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作用下大规模退市，另一方面虚币大钱本身也将随着流通难度的逐步增加而快速贬值，最终破坏整个货币系统的稳定。实际情况是孙吴政权虽然早在嘉禾五年（236）开铸“大泉五百”的同时便已“设盗铸之科”1进行防范，但虚币大钱政策最终仍以“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2的结局告终。

到了东晋时期，“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比轮”钱已贬值至以“枚”而非以铭文币值计价，且与“四文”乃至“小钱”在币值和钱重之比上出现了倒挂，流通领域内的“良币”和“劣币”的对比情况便随之发生了逆转，此时的“比轮”钱因为个大钱重由原来的“劣币”变成了“良币”，“标准五铢钱”等原来的“良币”则相应变成了“劣币”。此种情况下，“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仍然在发挥作用，但因新熔铸的“小钱”并不为社会普遍接受，故作为“良币”的“比轮”钱虽然被“四文”钱和“小钱”等“劣币”排挤出流通领域，其中的大部分却既没有被截留收藏，也没有被剪凿或销熔后制造更多的“劣币”，而是被转手或直接运往广州以高价“铜金属原材料”的形式“货于夷人”，并进而以“铸败作鼓”的形式大量消亡。

孙吴时期将“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铸为器物”，销铸的对象应主要是刚刚铸成尚未来得及发行，以及从豪强大族手中回收的“大钱”，其流失的数量相对还比较少；东晋时期将“比轮”钱“铸败作鼓”，销铸的对象则主要是社会上正在流通的“大钱”，在“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的强力推动下，其流失的数量显然要大得多。

与“比轮”钱的大量流失同步，特别是在“比轮”钱大量流失之后，“四文”钱和“小钱”逐渐成为东晋社会流通货币的主体。一枚“四文”钱虽然可当四枚小钱使用，但出土的东晋时期钱币多为剪轮钱的事实却表明两者在币值和钱重上仍然存在着倒挂，也即相对较大的“四文”钱被大量剪凿变成了更小的剪轮钱，我们有理由相信剪凿“四文”钱所得铜料中的一部分也流入了广州并被“货于夷人”。

“铸败作鼓”和剪凿之外，东晋钱币也有着其它的流失途径。考古发掘表明，将钱币埋藏或随葬在东晋时期虽不如前朝普遍，但亦不罕见，这些钱币的埋入地下当然也意味着流通钱币的减少。此外东晋还出现过大规模熔化钱币以造佛像的案例，史载东晋最后一位皇帝恭帝司马德文在藩国之时：

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

司马德文铸钱以为佛像和广州夷人的“铸败作鼓”并无本质区别，类似情况在当时可能不是孤例，但非达官豪富难以为之，故亦应不是常态。

虽然“孙氏旧钱”直到东晋时期仍在流通使用，但“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其数本少”。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即使算上剪轮钱和“沈郎钱”一类的熔铸“小钱”，东晋社会仍然是“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在此情况下，“比轮”钱和“四文”钱的大量流失对整个社会钱币系统的破坏便显得尤为突出。

当然，在“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即“铜金属原材料”奇货可居的情况下，以“枚”计价虽然能让“比轮”钱更受欢迎，但并不足以让“四文”钱和“小钱”在广州的铜金属交易市场上销声匿迹。正常情况下，在“比轮”钱输往广州的同时，“四文”钱和“小钱”乃至各色铜铸器皿等，也会被运输过去并“货于夷人”。铜铸器皿暂且不论，仅就钱币而言，在“钱既不多”的局面下，“官私贾人”较大规模地收集铜钱作为“铜金属原材料”运往广州，必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这个过程中收集“比轮”钱要比收集“四文”钱和“小钱”更具性价比。故“官私贾人”无论是将收集的钱币就地“铸败作鼓”后“以入广州，货于夷人”，还是将收集的钱币“以入广州，货于夷人”后再“铸败作鼓”，虽然并不排斥“四文”钱和“小钱”，但很显然“比轮”钱才是其中的主体。实际上在币值和钱重严重倒挂的情况下，“比轮”钱即便没有“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的特殊需求和“货于夷人，铸败作鼓”的流失途径，也必然会首当其冲地以其它方式大规模退出流通领域。

相对于“四文”钱的剪凿，把“比轮”钱“铸败作鼓”等取铜方式对东晋钱币系统的破坏要更大一些，因为剪轮钱最终仍会返回流通领域，至少在数量上可以补充“良币”被驱逐后留下的空缺，而“铸败作鼓”则意味着钱币数量的绝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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