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给经济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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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者：徐康宁，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

数字经济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数字化成为产业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方向的背景下，世界经济有了新的增长动力，经济活动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又带来新的不平等，加之缺乏国际间的充分合作，全球性治理问题显得日益突出。

一、数字经济是先进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人类对数字的感知，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结绳记事”的说法反映了原始先民对数字的认识和利用。不过，20多年前，人们还无法想象数字能够创造一个时代，数据能够构成一个崭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的交付和服务就能够产生巨大的财富。数字经济时代的出现，既是经济发展的趋势，更应归功于不断涌现的新技术的推动。

数字经济发轫于信息经济或信息社会，因为数字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信息商品化的大规模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时西方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信息产品开始市场化，例如将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节目信息存储在录音带、录像带等介质上，然后作为信息产品销售[1]。数字经济与信息经济有共同的特征：都是后工业化阶段中以现代服务业为主要结构的一种经济形态；当信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演化成数字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

然而，数字经济与信息经济又有明显的差异，这个差异可以从其中技术的演变看得很清楚。信息经济主要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对经济生活中的大量信息进行处理加工，生成有价值的信息产品；数字经济除了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外，还大量利用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新一代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更新的技术发展，数据海量而快速的流动、数字产品的多样性以及数字链接的广泛性和便利性，成为数字经济形态的技术性特征。在信息经济时代，互联网尚未问世或尚未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通信也主要是借助于电话、电报、传真等方式；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新一代光纤、宽带、4G、5G等先进的通信技术将全球互联网以固定终端和移动终端的方式紧密而高速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早期的信息经济所不具备的技术条件。

世界上第一部专门论述数字经济的著作《数字经济》（The Digital Economy）出版于1995年，基本跟上了数字经济刚刚形成的时代步伐。①这部著作开头以美国著名摇滚乐队R.E.M.在1995年的全球巡演为例，阐述互联网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当年R.E.M.全球巡演所有的推广和促销活动均在网上进行，包括推广乐手资料、音频视频广告等，乐迷可以在网上试听或付费听任何一位乐手的节目。唱片消失了，唱片商店没有了，制作MTV的公司难以独立存在了，电视台、电台失去了一大批观众或听众；但网络音乐却繁荣起来，通过链接网络欣赏音乐节目的观众和听众不知多了多少倍（想一想，现在每个有智能手机的人都可能是音乐会的观众或听众）！《数字经济》这部书有一个副标题：“重新思考网络化智能时代的利与弊”（Rethinking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②，强调数字经济与网络尤其是互联网的密切关系。20世纪90年代正是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期，数字经济时代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时俱进，随着数字技术和相关技术的不断革新而逐步深化。20多年前的数字经济比较单一，主要表现为数字音乐、数字报刊、电子书等简单的形式，不大可能出现像Uber、滴滴出行、抖音或TikTok这样的大型数字平台，因为那时智能手机尚未问世，技术不支持海量的数字传输和交易，卫星定位技术也没有被广泛应用到数字产品上。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接入速度的大大提升，使得数字经济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多样，涉及数字的新产业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巨无霸的平台型数字企业，如美国的亚马逊、Facebook（脸书），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等。巨型平台型企业的出现，是数字经济独有的特征。在信息经济时代，也有大型信息企业，如IBM，但不是平台型企业。

数字经济的形成和快速发展，也是技术在国际间交互作用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规律就是技术链的延伸越来越超越国界，一项先进的技术往往是多国或多地区通力合作的结果。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把包括数据跨境流动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和国际服务贸易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例如，数字经济发展到今天的程度，离不开先进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而智能手机的发展又离不开集成电路（芯片）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全球合理分工，离不开智能手机市场及其应用软件市场的国际化。现在的智能手机，内设了最为先进的微处理器芯片（CPU）和大容量的存储芯片，功能上几乎相当于一台笔记本电脑。当今世界芯片设计和芯片制造的适度空间分离和物理分离，使得芯片的高级化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一位旅客可以通过他或她的智能手机上的App预定在美国的Airbnb旗下的民宿④，去欣赏在当地上演的一出新歌剧。疫情发生后，旅客取消了旅程，但仍可以通过手机下单在线观看那出新歌剧，只要演出没有取消并提供网络直播。要做到这一切，前提是相关软件程序的国际通用、数据跨境流动、服务贸易的跨国界以及两种货币的国际汇兑，这些都与经济全球化有关。因此，数字经济既与先进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经济全球化高度关联。数字经济这种经济形态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现象。

二、数字经济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

了解数字经济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以及数字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关联，有助于认识数字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过去20多年来，数字经济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

（一）数字经济是增长最快的经济领域，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变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在数字技术不断创新、数据流量呈几何数增长的背景下，数据一定程度上已超过资本和劳动，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最有力的生产要素。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简称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报告，2020年全球每月的数据流量已经激增到230艾字节，并预计到2026年将达780艾字节；当年全球互联网的带宽增加了35%，远远超过全球经济增长以及消费、投资增长的速度。⑤虽然由于边界和范围模糊，加上数字的流动不可见，对数字经济的统计尤其是其增加值的统计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任何机构或专业学者都难以拿出精确且可靠的统计数据；但还是有一些国际机构对此做出努力，其统计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是过去20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年的报告显示，全球按宽口径衡量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已占GDP的15.5%，在美国这个数字达到21.6%，中国更高，达到30%；全球数字化交付服务（可通俗地理解为数字贸易）额从2005年的1.2万亿美元增长到2.9万亿美元，年均增速7%，远超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速[2]。如果说宽泛的数字经济统计难以精确的话，那么像集成电路、移动通信、数字广告这些确定行业的增长趋势也能反映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2019年，全球数字媒体的广告支出达到3000亿美元，并第一次超过了传统媒体的广告支出[3]。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围绕数字产品生产、销售和服务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占比进一步降低。

（二）数字经济有力促进了新技术的出现和传播，带动了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发展

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互联网、信息与通信等新技术的支撑；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对新技术提出了需求与呼唤，促进了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因为数字经济越来越活跃，数字产品越来越丰富，进而呼唤越来越先进的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不断涌现，其制程标准从14纳米级进化到10纳米级、7纳米级、5纳米级，并很快将升级到3纳米级，以至于今天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能够集成多达150亿只晶体管，足以支撑智能手机承载更多高级别软件以及满足流畅地看视频、玩游戏、拍摄高分辨率照片等需要。同样，在数字经济需求的引导下，5G、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得以不断创新。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有力地带动了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移动软件开发、网约消费、智能汽车等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一个新兴产业往往赛过几个传统产业。例如，由于代表了新兴的汽车行业，特斯拉一家公司的市值竟超过了包括丰田、大众、福特等老牌车企在内的11家传统汽车巨头的市值！⑥

（三）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价值链，数字交付和数字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数字经济出现之前，全球价值链主要是围绕具体的物质产品构建，主体是制造品的价值链，虽然也有服务产品的全球价值链，但比较简单，而且基本依附在制造品的价值链上。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独立的数字交付和数字服务的价值链逐渐形成，而且其内容越来越丰富。在数字技术进步的带动下，数字跨境流动成为大量而普遍的现象，构成了数字产品或数字服务的全球价值链。在这种价值链中，数字产品是主体，是价值形成的主角，而不再是从属的配角。数字经济的出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了更多的数据元素和服务元素，使得原有传统的全球价值链进入一个更新和重塑的过程。例如，工业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加上通信和定位技术的更新，大大提高了产业链、供应链的智能化管理水平，赋予了传统价值链以更多的功能。通俗地讲，就是数字经济为传统全球价值链“赋能”助力。

（四）数字经济改变了市场竞争结构，孕育出一批巨型的全球性跨国公司，大大提高了市场集中度

数字经济时代以前，在许多竞争性行业也有不少巨型跨国公司，但除了像大型飞机制造这些特殊产业外，市场仍是充分竞争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游戏规则，市场开始出现一种特有的呈现“长尾”形态的竞争结构，即一两个或极少数几个“头部企业”规模巨大，拥有极高的市场份额；而大量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占比极低，排列在一起就像坐标图上一条长长的尾巴。或换句话讲，市场结构呈“幂率”状态。这些巨无霸的企业一般都是数字平台企业，而且这些巨型数字平台企业都是全球布局的，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价值链，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

（五）数字经济使世界经济版图发生变化，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

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数字经济是一个崭新的领域，一定程度上使得发达国家和后发展起来的国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甚至有可能使部分原先不很发达的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在数字经济的前列，而一些发达的国家却有可能落于其后。中国是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超前的国家，从5G通信、数字平台企业、智能手机用户数等重要观察指标看，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远超其经济发展水平。例如，中国的5G基站数已超过100万，占全球七成以上，中国的移动支付普及率全球最高。这与中国发挥体制优势长期在信息与通信领域大量投资以及中国人口多、居住密集、市场渗透性强等国情有关。韩国也是数字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国家，其发展程度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相对而言，欧洲在数字经济方面落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至少在平台性数字企业方面已经落后于美国和中国。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全球“2020数字竞争力排名”中，欧盟的平均排名仅在21位[4]。

（六）数字经济使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结构和流向发生变化，因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引起的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数字产品交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服务贸易变得越来越像数字贸易。2018年，全球数字化交付服务规模达2.9万亿美元，占到当年全球服务贸易的一半。该数值占比2019年提升至52%，2020年在疫情中更是大幅提升，占到当年全球服务贸易的64%，而传统服务贸易因疫情却大幅萎缩[5]。数字贸易的流向几乎是单向的，即落后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数字产品可出口，只能接受来自发达国家或数字贸易大国的数字产品。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也改变了国际投资的面貌。凭借数据传输和数字产品交付，数字跨国公司可以减少在东道国的投资。据初步估算，全球数字跨国企业有70%的收入来自境外，但在境外的投资只占其投资的40%左右，这导致跨国公司在当地创造的就业机会大幅减少。

三、数字经济的全球治理刻不容缓

任何新生事物都有其正反两面。蒸汽机给英国带来了工业革命，大大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但也破坏了英格兰田园牧歌式的宁静，造就了血汗工厂；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解除了人们重复而单调的车间流水线劳作，但也使市场上的商品千篇一律、缺乏个性。数字经济在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繁荣世界经济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带来许多亟待治理的全球性问题。

（一）全球对有关数字经济的基本问题诸如定义、标准、规制缺乏共识，难以形成公认并被广泛遵守的规则，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容易在国与国之间产生矛盾和纠纷

由于数字经济虚拟性和非物质化的特征，对一些经济活动很难有一致性的描述，甚至关于什么叫数字经济、什么是数字产品都难有一致并被遵守的定义。例如，3D打印的产品到底是制造品还是数字产品？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人们见到的3D打印的产品明明是一件物质产品，打印的材料也是物质品，似乎可以将其归类为制造业；但支撑3D打印背后的CAD软件是其工艺过程的关键，这是标准的数字文件，涉及大量的数字传输，甚至是跨国界传输，自然也可以将其归类为服务业的数字产品。这不仅涉及怎样对其征税，而且关乎如何处理跨国界生产流程。所以需要通过国际间多边合作的途径，以协议或合约的方式制定涉及数字经济的基本标准和规范。

（二）数据的跨境流动引发大量数据产权、交易、税收等方面的争议，然而国际上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和处理办法

对数据流动难以设置物理上的障碍，现实中大量数据是通过互联网在全球流动的，数字交易也没有海关，因此，有关数据的产权归属、交易认定以及是否应该征税等问题在国际上有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标准，而且存在很大的分歧。美国坚持数据的完全自由流动属性，认可数字企业对数据的所有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数字跨境交易壁垒和“数字税”。欧盟则强调个人对数据所有权的拥有，数字企业不能无偿侵占个人的数据产权，大型数字企业应缴纳“数字税”。中国等新兴国家强调数据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要求数据存储当地化、本国化。法国曾专门立法对国际大型数字企业开征“数字税”，主要征税对象为亚马逊、Facebook等美国企业。美国对此坚决反对，并着手对法国部分进口产品进行加征关税报复，一时气氛十分紧张。虽然后来美法双方各让一步，暂缓实际征税操作；但矛盾并未消除，国际治理仍是空白。有学者认为，美法两国“数字税”之争，反映了欧陆文化国家与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国家之间的差异。

（三）数字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世界数字鸿沟逐渐加深

如同经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不平衡，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世界上也是很不平衡的，并形成了巨大的数字鸿沟，造成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不平衡。总的来说，除了少数新兴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较快外，富国与穷国之间在数字经济上形成一道鲜明的分水岭，落后国家或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技术应用很不充分，民众的数字素养低，经济数字化水平十分落后。一方面，穷国在互联网接入、通信基础设施以及智能手机普及方面非常落后。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最不发达国家（LDC）中，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占比仅为20%，利用互联网购物的人口占比仅为10%。在这些国家，一半人口的移动通信条件尚处在3G和2G阶段，连4G都未普及。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接近一半的人口没有智能手机。另一方面，穷国和落后国家非常缺乏互联网企业和数字平台企业，很难发展网络软件、网络金融、共享经济等新兴产业。数字鸿沟不仅使穷国严重落后于数字时代，而且导致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大。有研究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已成为这些国家始终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7]。

（四）数字经济造成一国内部社会分化，不仅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而且也在“数字精英”和传统产业从业者之间形成巨大的鸿沟

在数字经济的带动下，数字成为财富创造的最有力工具，使得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由于数字技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大放异彩，数字经济在过去两年中得到最快发展。在许多国家，富人变得更富了，穷人却只能靠政府的救济才能勉强度过疫情。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拥有高科技公司股票的富裕阶层手中持有的金融资产翻了一番（以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变动为依据）。特斯拉公司老板马斯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变成世界首富，个人财富超过3000亿美元。数字经济也产生了一批“数字精英”，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他们年纪较轻，高学历，收入很高，从事的主要是与数字技术及其应用有关的研发、管理、投资以及提供相关专业服务的工作，离开校门的起薪就有可能达到每年十多万美元以上。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从业者，则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这次在疫情中丢掉工作，或由于工作场所关闭而有班不能上的普通就业者，多是远离数字技术和数字素养较低的边缘群体。

（五）市场结构严重失调，少部分巨型数字企业形成垄断，导致竞争不公平

由于数字经济的自身特点，市场上容易形成“长尾效应”，造成一小部分的头部企业巨型化，占据垄断优势地位。国际咨询机构普华永道（PwC）根据全球上市公司2021年3月31日的市值排出“2021全球市值100强企业”榜单，其中，美国苹果公司居首，前10位企业中有8家都是数字企业，分别是苹果、微软、亚马逊、Alphabet（谷歌母公司）、Facebook、腾讯、特斯拉、阿里巴巴。2021年11月，美国苹果公司的市值达到2.6万亿美元，相当于澳大利亚一个国家全年GDP的两倍。数字经济孕育出巨兽般的企业，市场上的小企业如同白兔和羊羔，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市场份额上，亚马逊一家可占到全美在线零售市场的一半，纸质图书销售占四成以上（包括线下），电子书的市场份额则占到九成。在中国，开展第三方移动支付业务的企业有很多家，但除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外，很少有人能说出第三家移动支付平台的名字。一部分数字企业形成垄断，导致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甚至还出现了少部分数字企业凭借资本雄厚无序扩张和逃避监管的现象。

（六）数字侵权、安全问题十分突出，治理成为世界性难题

数字流动数量惊人且具有虚拟特征和一定的隐蔽性，加之终端难以控制、网络信息不易察觉和难以监管的特点，导致个人和机构的数据产权以及隐私机密受保护程度不高，出现大量的数据滥用和侵权行为。一些数字企业和网站发布违法的数字信息或违背社会道德标准的数字产品，对社会造成危害。不久前，世界上最大社交媒体Facebook被爆内部监管不严，发布大量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数字产品和信息，引发一定程度的信用危机。数据跨境流动大量出现后，数字安全不仅仅限于一国内部，而且涉及国家主权问题，这已成为数字经济国际治理新的焦点。

从全球范围看，数字经济的治理并不限于上述六点，还有其他方面的治理问题。上面列举的六个方面，是当前数字经济治理中所面对的最为突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数字经济全球治理的基本准则

2020年9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古塔雷斯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提到当今世界面临五大威胁，分别是地缘局势紧张、气候变化、全球互不信任、数字世界黑暗面和新冠肺炎大流行。他说的数字世界黑暗面，就是指数字经济或数字社会亟待加强治理的种种问题。为把数字世界从黑暗一面中解脱出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机构和组织在促进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

2018年，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联合国专门成立了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该小组于次年发布了《数字相互依存的世界》报告，强调一个普惠的数字经济和社会对全球的重要性。联合国贸发会议分别于2019年和2021年专门发布了《数字经济报告》，及时向全世界公布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前景趋势，呼吁正视治理问题。二十国集团（G20）自2016年杭州峰会起连续几届峰会关注数字经济，发布有关合作成果。尤其是杭州峰会上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在国家最高领导人层面就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达成共识。在G20框架下还专门有一年一度的数字部长会议，专门商讨数字经济合作问题。此外，世界银行、WTO（世界贸易组织）、OECD（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也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问题。

然而，除了已有的少数区域贸易协定明确了协议成员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的权力与义务，形成适用于部分国家（地区）有关数字贸易的标准和规则外，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没有一纸公约明确数字产品及其贸易的范围、边界和准则，多数国际机构并未就发展数字经济的权属和义务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一些多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涉及的数字经济范围也不广泛，仍有很多“中间地带”，数字经济的全球治理仍然有大量空白有待填补。

中国是数字经济大国，数字技术和数字企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在芯片设计、移动支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涌现了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一批世界级的知名企业，发展数字经济在世界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取得抗击疫情重大成果和有力促进经济有效恢复的关键因素。中国应当充分发挥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在加强和完善国内数字经济治理的同时，积极参与和引导全球数字经济的治理进程，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国际合作，为合理制定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框架、机制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加强数字经济治理的国际合作，合理制定适应各国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基本框架和执行机制，应当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准则。

（一）有利于创新和加快数字经济发展

创新是一切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是数字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如果创新受到抑制，数字经济也就不再前行。制定数字经济的全球治理框架和具体规制，必须坚持和突出有利于创新尤其是数字技术创新的准则，有效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以及数字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新引擎的作用。数字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挑战一些旧的规制和准则，因为那些规制和准则适应的是数字技术出现前或大发展前的经济，不能完全将旧的规制和准则套用于数字经济，否则将会大大限制数字经济的发展。要允许数字企业有一个相对自由发展甚至试错的过程，最大限度地激活数字经济的创新潜能。

（二）数字共享和利用数字技术应对全球性重大危机

数字具有共享性，也只有当数字成为共享的信息后，数字产品创造的价值才会达到最大化。单个的、偶然的数字本身毫无价值，而当海量的数据汇聚在一起形成大数据的存在方式后，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就能创造出巨大的价值。数字经济的主要形态——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以及互联网企业、软件APP、工业互联网等都是借助数字的共享，形成了独特的数字价值链和相关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当鼓励数字的自由流动，不设置数字流动的关卡和障碍，让所有人都能公平而低成本地分享数字和数字技术带来的福利。涉及国家数字安全的则要制定专门的标准和规定。增强数字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性，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世界性的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科学家及时测出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向世界公布了相关数据，让全世界的病毒专家和制药专家都可以公开分享这些数据，这为世界上多款新冠疫苗在一年内成功推出提供了基础。在强调数字共享的同时，要加大对数据滥用和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三）努力缩小全球数字鸿沟

数字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事物。在数字面前，各个国家和民族应当地位平等，人人都能享受因数字和数字技术而带来的进步。然而，严酷的现实是，人类在数字面前并不平等，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存在着不断加剧的数字鸿沟。这不仅造成数字时代的两个世界，而且导致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在发展上进一步不平衡。如同财富两极分化和粮食供应严重不均衡等问题需要解决一样，数字鸿沟是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防止问题严重性扩大，并制定有效的路线图和进程表，努力缩小世界各国在开发数字和利用数字上的差距。缩小数字鸿沟，发达国家和跨国数字企业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只利用落后国家的原始数字，而是要帮助落后国家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提高民众的数字素养，普及数字技术，促进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

（四）坚持有差别和有弹性机制

世界之大，各国国情不一，发展阶段不同，很难用一根准绳要求所有国家适应。数字经济的全球治理也应充分考虑国情因素、发展差距等实际情况，求大同存小异，在规则制定上保留一定的差别，引入有弹性的执行机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发达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更不充分，如果在治理方面全球采用一个标准，就可能造成对落后国家新的不公平。例如，数字贸易已越来越替代原先的服务贸易，甚至替代了一部分原先的货物贸易，使得落后国家逐渐变得无产品可出口，只能接受发达国家的数字产品，从而严重影响了落后国家的税收、就业和产业发展。应当允许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享受比发达国家和数字经济先进国家相对宽松的治理标准，在一些焦点问题（如“数字税”“数据归属”）上采取相对灵活的做法。

（五）坚持多边协商

数字经济的全球治理涉及所有国家的利益，必须坚持多边平等协商的原则，反对少数大国借助资本实力和技术实力单方面制定规则并强迫别国遵守执行。一方面，积极推动国与国之间通过协商谈判签订包括数字经济内容在内的服务贸易协定或者专门的数字经济合作协定，引入相关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型组织的作用，组织多边的协商谈判，力争形成全球性的、公约性质的治理机制，尤其是要突出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不仅代表性最广，而且长期致力于消除全球贫困和缩小发展鸿沟，可以在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机制建设中起到领导作用。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为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加速国际治理机制建设已经做出很多努力，如专门组织多方面专家编制了《数字经济统计手册》（2020年版），为数字经济各行业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可操作作出了贡献。联合国成员国，无论大国与小国、富裕与贫穷，都应该积极支持和尊重联合国为制定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架构所做的努力，力争早日形成可执行的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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